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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紅梅:“五一口號”的重要時代價值

2019年04月10日  來源:人民政協報  作者:  點擊:

  當歷史的長河進入到1948年春天時,人民解放軍在山東、東北、晉南、陜北都取得了重大勝利。中原戰場告捷,直逼國民黨長江防線。戰爭形勢和民意人心都向著革命方面發生重大轉變。4月30日,中共中央審時度勢,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正式發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五一口號”的發布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

  “五一口號”順應民意,加速了國民黨政府垮臺的進程。抗戰勝利后,國民黨一意孤行地撕毀政協協議、發動內戰,讓為和平奔走的民主人士扼腕長嘆,讓剛剛獲得喘息的中國大地再度烽火四起。國民黨當局為了維護搖搖欲墜的統治和戰爭需要,進一步加劇白色恐怖,鎮壓和迫害進步人士,肆意搜刮民脂民膏。但這并不能挽救其日益衰落的局面。戰場失利,政治失信,改革失敗,國民黨政府已經日暮途窮。

  隨著1948年春解放戰爭局勢的發展,更多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堅定地站在與中共合作的立場。民主人士紛紛向中共中央建議,盡快成立全國政權機關,以與國民黨的總統選舉相抗衡。華僑領袖陳嘉庚提議:解放區應緊急成立聯合政府政權機構,以對抗國民黨國大后的局面;民盟中央負責人沈鈞儒提議:解放區應成立產生聯合政府的籌備機構,以對國內外號召否認蔣介石偽總統。沈鈞儒希望中共考慮,可否由中共通電各民主黨派,建議召開人民代表會,成立聯合政府,或由各民主黨派向中共通電提出此項建議。這些主張,無疑代表了當時許多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意見。

  “得時者昌,失時者亡。”中國共產黨站在時代潮頭振臂一呼,應者云集。“五一口號”的號召,立即得到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籌建新政協運動。蔣介石集團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很快走到了末路。

  “五一口號”擴大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奠定了新型政黨制度的基礎。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在反對蔣介石專制統治、追求民主的事業中有過密切合作、患難與共的歷史。特別是在重慶談判、舊政協召開期間,中共團結聯合民盟等民主黨派及民主人士,達成了有利于人民的協議。內戰爆發后,雙方又攜手聲討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共同抵制國大的召開,經受住了嚴竣的考驗。

  在人民戰爭即將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重大歷史轉折時刻,中國共產黨人以胸懷天下的境界,一如既往地堅持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君子之約”,向民主黨派發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召集和實現人民代表大會、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偉大號召。各民主黨派、各階層人士、各地華僑紛紛響應,一時呈現萬水朝東之勢。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和帶領下,在香港、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主人士,克服重重艱難險阻,奔赴解放區,邁上了共籌新政協、協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征程。

  “五一口號”開啟籌備新政協的行動,吹響了協商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集結號。抗戰勝利前后,中國共產黨以不同方式多次提出召開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不過在當時的政治舞臺上,國民黨處于統治地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政治理想,一個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策略,一個與蔣介石專制統治作斗爭的手段。

  與發布“五一口號”幾乎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分別發出三封信。第一封是毛澤東4月27日寫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的信,要他就當前形勢及召開各黨派、各團體代表會議的名稱、地點、時間、參加者等問題征求民主人士張東蓀、符定一的意見。第二封是毛澤東5月1日寫給在香港的李濟深和沈鈞儒的信。毛澤東這封信的內容與“五一口號”相互呼應,重申了“五一口號”的精神。毛澤東還以協商的態度就目前形勢的判斷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的時間、地點、發起者、參會黨派、實施步驟等具體事宜提出建議,這又是對“五一口號”內容的補充和說明。第三封信是在5月1日同一天,中共中央關于邀請各民主黨派代表來解放區協商召開新政協問題給滬局、港分局的電文指示。這封電文與上一封信內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增加了29位擬邀請人員的具體名單。中共中央發出這一指示的目的,旨在部署具體工作,安排滬局、港分局向民主人士通報情況、征求意見、醞釀人選。也可以說,這三封電函拉開了籌備新政協、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體行動序幕。

  (作者單位:中國政協文史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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